法律规范是对过去的总结、对未来事实的调整，所以法无溯及力是原则，溯及即往是例外。请求权基础之一，即法律事实，只能是法律生效后，诉讼前的事实，而不能是诉讼后发生的事实。判决不能对其生效后的法律事实予以调整。预设权利与义务，是法律规范的任务而不是判决的范畴。判决的过程，就是将“过去已发生且经查实存在的客观事实”“识别”为“法律事实”的过程。而不能对“过去可能存在的事实，将来可能发生、将来必然发生的事实”进行裁判。否则，判决将陷入无限不可知的深渊。如此操作的后果就是，应由审理来完成的“事实认定”的任务，都将留到执行程序去完成。这类裁判文书，相当于说“假如借钱了就应当还，假如打人了就应当赔，假如感情破裂了就应当离，所以假如继承了，就应当替被继承人还款”，这样的判决书，仅仅是法条的翻版而不是判决，如果不是抄错了法条，就没有错案了。其错误就在于，这样的判决绕过了“事实调查、确认及将其识别为法律事实的过程。”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，所谓判决无非就是一个假言判决，而假言判断只能有一个假言肢。这个假言肢只能是大前提——法律规范，由其完成预设权利与义务的功能;而小前提——法律事实的认定，结论——判决内容，即推理的结果，均只能是直言判断而不能是假言判断。

具体到此类案件中，继承人是否继承及其继承的份额，恰恰是“对事实的调查、确认与识别”，所以应在审理阶段完成。但遗产的范围、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，因其是财产的一般担保即责任财产而不是确定责任的事实，所以不是审理阶段应进行调查的内容，这是执行阶段应解决的问题。

如前所述，债权人对继承这一事实很难举证证明，但无论如何难，都不能因此否认它是诉讼阶段应予以解决的问题。究其实质，是证明责任的问题，能证明存在继承，则债权保障强，如不能证明，债权保障就弱一些。应不应进行调查，是过程;而能否查清，是结果。这一点与普通的债权、债务的确认并无本质上的区别。

3、法院应否追加继承人作为被告及依职权探知的范畴

第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：“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。”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规定：“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，通知其参加;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。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，应当进行审查，申请无理的，裁定驳回;申请有理的，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。” 从上述规定看，法院必须追加其他继承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。另外，(1)、作为遗产继承人有知情权，即知道遗产面临着怎样的债务;(2)、保留有纪念意义遗产的的权利(其前提是不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)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继承人也有权利知道诉讼情况。但一味地追加，也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尴尬。例如，当追加第一顺序继承人后，第一顺序继承人表示未继承且放弃继承时，人民法院就得再次追加第二顺序继承人，这样的诉讼成本是很高的。结合对继承人承担债务事实基础的分析，有些情况下追加进来的继承人可能根本不承担责任，例如放弃继承、继承没有发生，对此，可能债权人也不主张追加继承人为被告。所以，对该问题，笔者的观点是对债权人行使阐明权，由其根据对继承证据的掌握情况决定是否追加，这样，也是对债权人处分权的尊重。同时对继承人告知诉讼情况，以保障其知情权，由其决定是否参加诉讼。

第二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十五条规定：“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‘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’，是指以下情形：

(一)、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;

(二)、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、中止诉讼、终结诉讼、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。”

该规定，界定了法院职权探知的范围，即对于是否应追加当事人的证据，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。主体的追加，属于职权探知范围，但责任最后确定，则属于对事实的认定或对证明责任的划分，此属实体问题。继承人与债务人(被继承人)的关系，即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的事实(亲属关系)，属于职权探知的范畴，但各继承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，则属应由当事人证明的内容而不是法院依职权证明的内容，在这一点上，应注意克服职权探知主义的影响。审判实践中超范围探知，实为诉讼模式改革不彻底、职权主义作祟。